颜惠庆签名照

　　右起：周恩来、江庸、颜惠庆、章士剀、邵力子、杨尚昆

　　颜惠庆等人编撰的《英华大辞典》

　　学生时代的颜惠庆颇重语言学习，除了兼修多门外语，还修习演说和修辞，成就了他后来在外交生涯中舌战群雄的本事。大学期间他选修国际法和宪法，对其形成强烈的国家主权和国际规则意识多有助益，可谓文法兼修，中西会通。

　　颜惠庆并非天生与外交结缘，当初因友人在使馆工作，他有机会担任向导和译员，结识了伍廷芳、施肇基等民国外交界的大人物，积累了人脉。1900年8月，颜惠庆回国入职上海圣约翰大学，成为最年轻的英文教授。六年后，颜惠庆参加清廷考试，名列文科第二，然无人推荐，只能返沪去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07年伍廷芳再次被任命为驻美公使时，颜惠庆抓住机会，毛遂自荐，得以任驻美公使二等参赞，负责使馆的英文文案和留学生事务。他不满足从事简单的外交辅助工作，专门用一年时间在华盛顿大学进修国际法和外交理论。1909年颜惠庆应邀回国襄助筹建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10年夏颜惠庆参加留洋归国学生殿试获翰林院编修，不久擢升为外务部参议。

　　辛亥革命前，颜惠庆已升任外务部左丞，进入外交领导层。1912年5月，颜惠庆被任命为北洋政府第一届内阁之外交次长，因外交总长陆征祥体弱多病，实际由他主持工作。此后外交总长多次更迭，但颜惠庆却一直稳居次长之席，人称“不倒次长”。1913年至1920年，颜惠庆相继出任德国、瑞典、丹麦三国公使。当时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势将巴黎和会作为收回列强蚕食之权和改变不平等国际地位的契机。时任丹麦公使的颜惠庆作为巴黎和会的顾问深知弱国无外交，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收回主权之主张不仅未能得到积极回应，列强还企图将山东出卖给日本，最终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颜惠庆事后回忆道：“在巴黎和会上，我国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我国在对外关系方面正当、合理的希望与要求。虽然这些要求当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但是此次陈述的内容日后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点。”这意味着巴黎和会改变了清末以来奉行的外交政策，重构了中国外交原则。

　　1920年8月，颜惠庆署理外交总长。他上任后改革不合国际惯例的部务规范，设立部内“储才馆”，培养外交人才。同时亲自主持中苏建交谈判，以打破列强对中国的外交合围，充分展示他的文法专长。1921年6月，他正式升任外交总长，多次兼、代、署国务总理，甚至曾暂摄大总统之职。当年华盛顿会议召开，颜惠庆颇为重视，他成立了专门机构并严格甄别人选以应对。因北京政局不稳，颜惠庆留守北京远程指挥。当日本听闻中国参会后，想在会前与中国谈判解决山东问题。颜惠庆不拒绝也不回避，将其以“边缘谈判”的方式安排在华盛顿会议之外，同时以国内舆论施压，最终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日方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推翻了袁世凯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他看来，这当属一个未失公允的解决办法。

　　同时，颜惠庆一改巴黎和会上的被动姿态，有步骤地提出议案，先是提出与会“十原则”，再提出关税自主案，后又陆续提出撤销领事裁判权、撤退各国驻华军警、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撤废各国在华邮局、撤退外国无线电台等案，这种步步为营的策略使中国外交从巴黎和会的原则化走向了华盛顿会议的具体化，为此后以国际法的基准开展弱国外交提供了经验。

　　在颜惠庆看来，外交必须以法权为准，超越政治，不得将派系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然而，民国政治派系林立，他曾在1922年到1926年三次组阁，但都草草收场，于是告别政坛，退隐天津专心实业。1931年抗战爆发后，颜惠庆再次出山担任民国外交特种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被任命为美国公使，争取美援。1932年，他接替施肇基任国际联盟代表和理事会代表，援引了国际联盟盟约第15条将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一二八事变”提交大会讨论，而未采用施肇基引用第10条将此事提交理事会讨论的建议，可以避免身为理事国之一的日本一票否决中国的提议。他还积极寻求他国代表团支持，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暂时遏制了日本侵略步伐。1932年2月，在颜惠庆的促成下，中苏建交，实现了他十多年前的心愿，此后亲任驻苏大使。因国府在对苏往来上态度消极，加上列国对日本侵华采取绥靖政策，1936年颜惠庆再度辞职。

　　“合则聚，不合则散”，颜惠庆不是不能长袖善舞，而是有自己的政治底线。在外交战场上，他心细胆大，据法力争。即便退隐，一旦国家需要便会在所不辞。1938年他再度赴美协助胡适拓展对美外交，但却婉拒蒋介石邀其出任外交部长和立法院长，可谓深明大义。晚年他还抱病为国共合谈探路，希望早日结束内战。而后，颜惠庆拒绝赴台，以自己的法政专长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颜惠庆1950年病逝于上海。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颜惠庆始终不改君子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