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以“回家”为主题，说“孝”“孝道”的文章又一次汗牛充栋，甚至泥沙俱下。由此，追本溯源，更显必要。“十三经”中，《孝经》字数最为简练，仅区区1799字，但它却颇受青睐，数位君王和五百多位学者为它注解释义。大德不德的汉文帝始设孝敬博士，给与《孝经》研究有突出成就者丰厚的薪俸。从汉武帝始，《孝经》成为了中国皇家子弟修身立德的必修课。唐朝，李世民带着朝中臣僚亲去太学听经师孔颖达讲《孝经》，而唐明皇是第一个给《孝经》作注的皇帝。朱元璋也自称是“孝子皇帝”第一人，称《孝经》是“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垂万世”。清朝皇帝接过了衣钵，从顺治到康熙，编纂了洋洋大观一百卷《孝经衍义》，自视把《孝经》推向了珠峰；雍正面对这部中看不实用的皇皇巨著，甚是头大，于是命大臣将其压缩为一卷，以利于下里巴人活学活用。

　　进入近代以来，传统思想横遭冲击，但仍有有识之士并没有把传统孝道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陈独秀尝言：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为社会的友爱，以与社会共和、人际博爱的全球普世价值对接。十年浩劫，精华与糟粕皆弃，中华孝道在某些人的眼里，竟沦落为了一个简简单单的“顺”，他们误以为在家孝敬父母只要百依百顺、做一个乖乖听话的好孩子就OK了。这实在是天大的偏见、肤浅的谬理。

　　《左传宣公十五年》《东周列国志第五十五回》等书记载，春秋时，晋国将军魏武子有一位爱妾祖姬。他每次出征，都要对儿子魏颗交代后事，说自己死后，这个爱妾没有人照顾，魏颗你务必找个合适的人家将她嫁出去。后魏武子病危，弥留之际又对魏颗说：我舍不得这个爱妾，我死后你务必让她为我殉葬！魏武子前后不一、对立冲突的两个“务必”，给魏颗出了难题，怎么办？应该是前遗嘱失效，大家按后遗嘱办啊！但魏颗却不这么认为，在给父亲办完葬礼后，他物色了一个合适的人家把父亲的爱妾风风光光地嫁了出去。弟弟不解，问大哥何以不遵父命？魏颗言：“孝子从治命，不从乱命。”

　　前一段甚为火爆的儿童蒙学及蒙学教程，把《埋儿奉母》《卧冰求鲤》《卖身葬父》这类故事推崇备至，这实在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我们今天重读魏颗的故事，就是要启迪今人，尽孝若把仁爱、智慧弃之不顾，就会沦为愚孝。明洪武二十七年，山东日照县有位叫江伯儿的人因为母亲病了，便自割腰上的肉充药为母疗疾，并求神许愿，说如果母亲病愈，就杀自己的儿子祭祀。后母亲的病果然好了，他便真的杀了三岁的儿子去祭祀。地方官把这件杀子祭神的事上报“孝子皇帝”朱元璋，皇帝大怒，定性判决为愚昧无知，灭绝天伦，必须严惩。这种愚孝的严重后果是不孝，甚而比不孝更糟糕，“反为不孝之大”。

　　很多人不知道，《孝经》有专门的《谏诤》篇，孔圣人直言：“子不可以不诤于父……故当于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只要道义在，即使面对父母之命，也应奋力谏诤；盲目地丧失原则服从父母的不合道义的言命，算不上孝行。

　　不过，不少古代皇帝及其御用之人提倡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他们不仅拒谏爱谗，而且罚诤奖媚，这就让愚孝愚忠大行其道了。《荀子》之《子道》有言：“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大行之道，从道不从君，从治命不从乱命，这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