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找到合适的、智慧的监督办法，最终保证监督效果。”

　　□有些人一方面羡慕法治国家的公正廉洁，一方面又做着不公不廉违法违德之事，这种情形常常促使任永鸿反思，作为法律人的他，能够为国家、社会做点什么，使她变得更好。

　　毫不夸张地说，我观察了任永鸿5年，多次被他身上执着追求公义、热情传播法治的精神特质所打动，他还是典型文艺男，酷爱音乐、摄影、美食。

　　很早就想采写他，被他几次推却，理由是没有突出事迹，不值得“大写特写”。最近又一次约他“讲故事”，看在5年情谊上，他答应接受采访。

　　任永鸿履历颇丰，在老家做了15年法官，“官”至副处，2006年时一切清零，举家迁至广东中山，跳槽到检察系统，做了一名科员级检察官，3年后升至副科长、科长。虽为基层院普通检察官，他却三次被借调到最高检，参与重大司法解释全国巡回调研、起草工作。

　　除了检察官身份，任永鸿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教师。2010年后，他成为全国检察机关教育培训讲师团成员、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实训基地教师和国家检察官学院广东分院教师，不久前，他主持的《民事生效判决案件审查技能演练》一课获得“全国检察教育培训精品课程”称号。

　　谈及职业和生活感受，他说现在的状态“越来越接近梦想”。

　　中年跳槽

　　5年前，在一位共同朋友的电话引荐下，我和任永鸿有过一次餐叙。彼时，他第二次被借调到最高检，正参与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司法改革调研活动。

　　他个子不高，人很热情，后来才知道他是重庆人，在老家做了15年法官后调到广东中山，转行做了一名检察官。

　　“从大城市跑到小城市，为何？从法院跳到检察院，为何？从副处级‘降’为科员，能接受吗？”我一连提出三个疑问。

　　“因为喜欢中山。”他只用了6个字回答了我的3道提问。我有些错愕，但能感知，他的回答是真诚的。

　　“他是追求完美主义的天秤座，一向不太在意职位的升降变化，但极其注重生活品质，所以他作出中年跳槽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朋友后来向我解释。

　　11年后回头总结这一选择，他依然说“不后悔”。

　　“中山虽然城市不大，但有特别的地理位置、良好的人居环境和较好的中小学教育资源，这些因素促使我下决心过来，哪怕转行。”他坦言，从法院到检察院，从副处级到科员，以及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发展路径乃至角色定位的巨大变化，确实让他有段时间很不适应。其间，还得忙着托人给妻子调动工作、买房安家，以及照顾随他来到中山刚刚入读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个中千般滋味难以一一道尽，总之，此生不愿再举家折腾了。”

　　得失总是守恒的。作为另一种“补偿”，11年来，从法官到检察官的身份转变，也让任永鸿对司法一词有了更精深、更宽广的判断和思考。“从审判者到监督者，角色转换了，思维也转换了，我从此中深刻领悟到了民行检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价值。”

　　毋庸讳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民行检察都是检察系统里一个相对冷门的部门，不像反贪、公诉那样受领导重视，加之受限于人才缺乏等因素制约，监督效果一直难以彰显。

　　“传统业务中，能够了解民事和行政审判及其执行工作，并对其进行有效监督的专业人才本来就不多。近年来，随着检察工作增加了提起公益诉讼、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等新业务，相应的专业人才更显稀缺。”任永鸿表示，引进和培养一批高水平民行检察人才，是目前各级检察院亟须解决的问题。

　　内行监督

　　“只有内行才能监督好内行。如果你的业务能力不能和法官处在同一水准，或者高于法官，如何做好法律监督？”三年前，一位法学专家谈及新一轮司法改革，曾建议检察院花大力气培养人才，做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8年经济庭、4年民庭的审判经历，对任永鸿做一名内行民行检察官特别有帮助。

　　同事张颖谈起任永鸿，用了“非常敬业”“非常专业”来形容。她说，只要任永鸿在，碰到任何复杂棘手的案子，科里同事都会很平静。“他有丰厚的民商事审判经验和民行检察经验，平时爱思考，与专家、同行交流也多，对法条和司法解释有精准的解读和把握。真的好像天塌下来，都有他顶着一样。”

　　张颖的说法得到了另一位同行印证。“我和他不是一个院的，几次共事交流，发现他特别内行。”

　　任永鸿爱做类案监督。2013年，中山市第一市区检察院办理了3宗以机动车辆作为执行标的物的民事执行申请监督案，3宗案件中，法院均向交警支队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但由于两家单位没有建立执行联动机制，造成实际执行不到位。

　　“这会不会是个共性问题？两家单位是否存在相互推诿情况？”经过调研，任永鸿和同事了解到，仅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年受理的执行案件中，被执行标的涉及机动车辆的就有3190件，需要对机动车辆进行查封和扣押的案件有1043件，然而通过交警部门协助查找和扣押到的机动车辆却寥寥无几。

　　“谁都知道执行难，但我们得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任永鸿和同事经过多次讨论，从监督属性到法律依据，从实际效果到价值风险等进行反复论证后，决定启动监督程序。

　　他们分别走访了当地交警支队法制科、车辆管理所、交通管理科、侦查指挥中心，与各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到要完善该项工作，存在警力配备、系统权限设置、多部门衔接配合等多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但这些困难和问题并非不能克服和解决，需要提高重视、加大投入、改进工作。”综合走访调研情况，任永鸿和同事制作了《关于建议完善机动车辆执行工作机制的调查报告》和《机动车辆执行监督工作方案》。

　　后来，他们又与法院、交警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签订会议纪要，详细规定了查扣文书、信息录入、查扣方式等内容，解决了机动车辆查扣流程涉及的所有问题。一周后，法院和交警支队联合开展了一次集中查扣专项行动，首批204辆被执行车辆信息被录入“高危重点对象管理”数据库，并建立起失信被执行车辆“黑名单”制度，部分被执行车辆亦被成功查扣。

　　成效初显。任永鸿与同事又向两家单位发出内容细致、针对性强的检察建议，被采纳。4个月后，当地交警协助法院查询被执行车辆信息2000余次，将被执行人车辆查扣信息登录警务通系统487辆次，协助法院查扣车辆46辆。

　　“很多问题，我们发现都有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但是缺乏细则规定，问题还是难以解决。这时候，我们就必须思考如何找到合适的、智慧的监督办法，最终保证监督效果。”事后，任永鸿如是总结。

　　为人师者

　　教师任永鸿可是名副其实。他是全国检察机关教育培训讲师团成员、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实训基地教师、教育部与中央政法委组织的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获得过“广东省检察机关2014年度优秀检察老师”称号。

　　2011年，他第一次讲课。彼时，广东省检察院试点创办“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业务实训基地”，任永鸿认领了最难的“抗诉审查”一课。当年7月，来自全国省级检察院的40多名民行检察业务精英来基地学习。

　　“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被选聘为全国实训基地的教师，您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如何胜任？”我问。

　　“可能领导还是看中我多年的民商事审判经验和基层民行检察监督经验，当然，三次借调到最高检参与调研起草重大检察改革文件，也是原因之一。”任永鸿答。

　　他说，那段时间授课最大的压力是，每次面对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能力的学员，他的课如何满足不同需求？民行检察法定职责的重点是监督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其有效监督的前提是，对实体法和程序法在诉讼过程中的实践状况要非常了解，但是民行检察的发展历史和人员配备的现实，离这个前提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各地办案人员最迫切需要掌握的技能是，找到符合诉讼规律和法律思维的案件审查办法。

　　“这恰恰是我长期从事民商事审判和民行检察工作积累和思考的重要内容。换句话说，这是我的强项。”任永鸿将重点放在办案思维和方法上，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在课前精心设计了“案例教学”模式，即以学员为中心，以问题为向导，把引导学员现场表达、交互辩论与老师现场点评三者结合起来。他的授课获得广泛好评。

　　2014年7月，理论和实务基础皆佳的任永鸿参加全国检察机关教育培训讲师团巡讲支教活动，被安排前往最远的地区新疆。其时，新疆莎车刚刚发生重大暴恐事件。“最高检领导经过权衡，决定支教队伍统一奔赴北疆。15天巡讲中，包括我在内的6名教师，行程6000多公里，授课26次5000余人次。我们被新疆同行求知若渴的学习态度和无畏奉献精神感动，克服长距离奔波劳顿和时差与饮食的不适，保质保量地完成巡讲任务。”谈起这次支教经历，任永鸿说终生难忘。

　　为人师者，最大的心愿莫过于自己的知识得到传播、学生有所启发和收获。“除了学员课后围着我追问、讨论甚至提出反对意见，令我印象深刻以外，最宝贵的收获是，至今仍有新疆、江苏和四川等地的同行通过微信，就办案中的疑难问题和我交流，我也悉心分析解答。”任永鸿感慨地说。

　　法治大梦

　　熟悉任永鸿的人都知道，他是个骨灰级乐迷，大学期间组建过校园吉他协会，曾兼职做过乐队吉他手。

　　“我的第一个梦想是做一名纯粹的音乐人。工作之初，我只是把做法官当作生存的方式，把唱歌和弹琴当作生活。”任永鸿说，几年的民事审判经历以及亲历了一些人事后，他才发现法律人这一身份的重要性，才体会到追求公义和智慧带给他的力量。

　　2000年，任永鸿成为“杨立新民商法评论”网站首批学生，那时的他除了上班，整天就泡在BBS上求教咨询。网上的交流、倾听，网下的办案、阅读，让他慢慢修正了人生理念。他决定将梦想转向法治，余生执着追求公义。

　　“至少有三点理由让我作出这样的选择，一是从检察官本分来看，追求公平正义是应有之义；二是法学是我的专业，是我安身立命之本；三是我眼见和亲历过一些不公之事，愈发坚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职责之内追求公义。”任永鸿动情地说，现实中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形，有些人一方面羡慕法治国家的公正廉洁，一方面又做着不公不廉违法违德之事，这种情形促使他常常反思，作为法律人的他，能够为国家、社会做点什么，使她变得更好。

　　“我曾4次观看电影《辩护人》，每次都在其中固定几个情节忍不住失声痛哭……”任永鸿说，“法治天下”是著名法学家江平的“中国梦”，也是全体法律人的“中国梦”。梦想要成为现实，有赖每一名法律人在履行法定职责中时刻坚守法治底线。

　　所以，工作中他常常告诫刚入行的同事：“我们之所以能够监督法官审判行为，并不是因为我们有高于法官的学识、专业能力和道德优势，而是因为法定职责所在。面对被监督者，我们一定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不偏不倚的公心、扎实平和的作风。最重要的是，想方设法积累和提高专业能力，通过自己的扎实工作，让法律得以被敬畏，监督得以被敬佩。”

　　每个周末，任永鸿都会和妻子一起到郊外徒步、骑车，或者在家做美食、听音乐、看书、追剧。

　　问他何以持续保有这样的美好状态，他说应该是阅历和不间断的阅读带来的思考与分析，支撑他热情拥抱生活。“就像罗曼罗兰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做不到英雄，但是我可以做最真实的自我，交同频的人，做认可的事，与相爱的人平静过一生。”